本报记者 吴静 卢志坤 北京报道
自2019年2月2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以来，都市圈战略从正式提出已有一年时间。
在这一年里，更加强调城市群和都市圈的作用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一大明确方向。国家发改委表示，在2019年，我国有序推动了多个城市群发展规划实施，并指导南京、福州、西安等都市圈编制发展规划，加快都市圈交通基础设施等一体化步伐。
今年，发改委表示将大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促进各地区城市群发展，指导地方开展都市圈规划编制工作，着力提高重点都市圈交通基础设施联通水平，规范发展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
而在都市圈化大时代的背后，则是占据全国17%的流动人口，与过去城镇化中的移民相比，信息与交通的网络化为他们的生活选择赋予了更多样的可能性，他们拥有更多元的职业背景、更丰富的年龄结构和更复杂的发展诉求，被称为城镇化下半场的“新移民”。他们的流向，正在塑造着眼下都市圈发展的新格局。
什么样的都市圈更具吸引力？
今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60.60%，比2018年末提高1.02个百分点。这也是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60%大关。随着城镇化率突破60%，我国的城镇化将逐渐进入到下半场。随着产业、资金等发展要素的流动突破行政边界， 以都市圈为主体的多层级城镇空间格局雏形初具，都市圈化浪潮下的“移民们”展现出新的迁移动机与选择逻辑。
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中国“都市圈”新移民吸引力报告2019》（以下简称“报告”）显示，那些能提供稳定可观收入、广阔职业空间、完备生活服务、活跃创新氛围、多元趣味潮流的都市圈对“新移民”更具吸引力。
报告对30 个都市圈的“新移民”吸引力进行了评分与排序。其中，上、北、深、广占据第一梯队，杭州、成都、南京作为新一线城市前三甲位居其后，中西部的代表性城市武汉、重庆、西安也位列前十。
总体来看，都市圈排名越靠前，流动人口规模越大，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比值也越高， 这表明目前集聚大量流动人口的都市圈未来仍将展现强劲的“新移民”吸引力。
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认为，不同的城市人口规模大小不一样，是跟每一个城市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相关的。有的城市的产业规模经济效应比较强，容纳的就业当然多。而对于那些相对来说依赖于资源总量的城市来说，就业的容量就比较小。
在对“新移民”形成吸引力的各个要素中，轨道交通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公交的重要组成部门，在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基础设施建设中，轨道交通将成为一大重点。
当前，各地也纷纷重视轨道交通建设。以地处京津冀都市圈的天津为例，去年12月24日，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主任王魁臣表示，天津市正在建设京滨、京唐和津兴三条城际铁路。天津与北京之间的第4条高铁通道也就是天津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铁路（津兴铁路）已于2019年12月初召开征拆动员会，正在进行施工招标。
除了轨道交通以外，近几年，随着一批新一线城市承载能力和设施服务的完善，在接下来的人口“争夺战”中的优势将日渐突出。比如，宁波、郑州的流动人口规模显著高于相近位次的长沙、合肥，主要得益于各自腹地范围内的大规模可辐射人口。前者地处一体化发展程度较高的长三角连绵区，后者则是人口大省河南的省会，未来有望吸引更多人口集聚。
而流动人口规模远大于相近位次城市的天津则面临相对悲观的局面。作为老牌工业城市，天津目前尚有较大规模流动人口，受制于产业结构转型等现实挑战，其对“新移民”的吸引力已大幅下降，排名落后于杭州等新一线城市。
“新移民”争夺中的南北差距
该份报告指出，南北差距正在成为“新移民”争夺战中最大的不平衡。
每年，国家统计局都会公布36个主要中心城市的GDP，这些城市掌握着全国最多的资源和财富。2006年，东部阵营城市的GDP占36个城市GDP总和的63%，比西部高出26个百分点。后来这个差距逐步收缩到了16个百分点。而反观南北阵营，两者之间的差距从加入WTO之初的10个百分点增加到18个百分点。
这与南北地区各自的资源禀赋和发展路径紧密相关。报告指出原因有两点。一是我国外向型经济仍占据重要地位，港口因素使得沿海地区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天然优势持续存在。
“在世界上制造业比较强的国家里，又同时拥有长江这样的大河流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随着南京至长江出海口的12.5米深水航道全线贯通，5万吨级海轮可直达南京港，10万吨级海轮也可减载抵达。换句话说，长江下游地区所有港口几乎都跟海港有一样的能力，这对于发展制造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优势。”陆铭认为。
二是，北方地区产业结构以重化工为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且北方地区国有企业比重普遍较高，体制机制不活，营商环境不佳，微观主体活力不足，缺乏发展后劲。
反观南方城市，地区产业转型步伐较快，新旧动能转换成效显著，经济发展质量明显高于北方。以曾经的不沿海、不沿江、不靠边的贫瘠之地贵阳为例，近几年，贵阳一边借助中央政策支持大力发展基建，一边趁势打造千亿产业大数据，GDP连续4年全国第一，成功让十二分之一的人口脱贫。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如果按照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来衡量一座城市的年轻化程度，最年轻的10个城市中只有两个北方城市。
都市连绵区提高吸纳能力
相比各自独立的都市圈，报告指出，都市连绵区有着更多的极点、更高的尖峰、更均质的网络，梯度分布、网状联通的一体化格局为“新移民”涌入提供持续不断的动力。
以发展最为均衡的长三角城市群为例，长三角连绵区以榜首上海为核心，南北方向廊道上的杭州、宁波和东西方向廊道上的南京、合肥均在吸引力排行中名列前茅，高能级紧密网络的虹吸效应领跑全国。
目前，长三角内部两大高强度联系网络已然成型：一是“合肥-马鞍山-芜湖-宣城-南京-滁州-镇江-常州-无锡”，二是“湖州-苏州-上海-嘉兴-杭州-绍兴-宁波”。中心城市、节点城市、微中心之间打破行政边界、走向互联互通，随着交通设施的日渐完善和经济协作的日渐密切，长三角城市间网络将愈发壮大，对“新移民”的吸引力和承载力也将不断提高。
珠三角则由“新移民”吸引力排名第三、四位的深圳、广州两大都市圈领衔，规模体量巨大，集聚势头强劲，发展后劲充足。2016~2018 年间，深圳、广州常住人口净增长分别高达 112 万、86万，远超国内其他主要城市。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逐步推进，有理由相信，未来珠三角人口演化将呈现核心率先发力、外围后发优势突出的特征，同时承载核心区外溢人口、省外流入人口、本地新增城镇人口的外圈层将在深圳、广州的带动下，吸引越来越多的“新移民”涌入。
在该报告所关注的 30 个都市圈中，除 4 个直辖市之外，有 22 个省会城市，对比发现，“省会经济”现象的存在与否及其强弱与该省份本身的发展态势和内部格局紧密相关。
报告指出，总体来看，东部省会首位度低于中西部省会，以高首位度省会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对“新移民”的吸引力相对较强（长三角的南京、杭州和珠三角的广州除外）。“省会经济”的强弱对比，体现了行政等级对城市资源禀赋和未来资源流向的影响，行政资源、经济资源、公共资源等从上至下分配，向高等级城市集中，形成从强到弱排布的差序格局。
“强省会”战略下，武汉、长沙、西安、郑州、合肥、 昆明、贵阳等城市在吸引力排行中占据优势，已成为带动全省域共同发展的强劲引擎。以河南为例，作为一个农业大省，河南省内部每年都有大量务农人员选择来到省会郑州。相较省内第二大城市洛阳，郑州具备绝对优势，拿下自贸区试验区、获批国家中心城市等都是举全省之力、重点发展省会的有力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