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馥李/文沉寂半年之久的户口新政，再次出现。
宁波市日前出台落户新政：自9月11日起，进一步放宽居住就业落户条件、放开投资创业落户条件、放宽人才落户条件和便利长三角地区人员落户等5个方面。其最大的亮点是：在上海、浙江、江苏、安徽“三省一市”缴纳的社保，在申请落户时可累计纳入宁波的缴纳年限。
其实，这样的政策导向早有端倪。2019年，长三角20个城市就曾会商，研究促进区域内人才流动的实质举措。根据决策层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超大、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宁波的这一轮落户新政，其实是在改革框架内的一小步。
但这一小步仍然值得嘉许，因为宁波作为副省级的特大城市，率先降低落户门槛，具有较高的示范意义。而宁波的“小步快跑”，也带来了新的启示，打破人口流动区域限制的导向会越来越明显。
无独有偶，近日正在征求意见的《广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也提出：要完善人才积分落户政策，推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户籍准入年限在广州累计认可。这意味着，在长三角、珠三角相关城市的户籍准入年限，可以无缝对接到广州落户。
可以预料，在宁波之后，广州将很快跟上，降低落户门槛、推进跨区域落户互认或许会得到其他城市效仿。
但请注意，我说的是降低门槛，并非拆掉门槛。这也是说，宁波和广州，仍然没有完全放弃一定的准入门槛。这与当前各大城市之间的竞争态势考量，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常常说这样一个经济现象，区域一体化中，经济组织的跨区域经营，已经日益成为常态。
如果你要开一个连锁店，在全部主要城市布局、抑或在长三角布局，人力资源的跨区域调配就十分频繁，当人口流动政策不能适应现实，那就是必须做出改变的时候。
很多城市将“合法稳定的居住年限”作为一个人能否享受公共服务，作为接纳与否的一个基本的限制手段，这个门槛可能是3年、可能是2年，也可能是1年。
这些政策的底层逻辑，是把人作为资源的占用者，由计划经济时代因袭而来。在城市实施的户籍管理，是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和外来人口进入，确保在短缺经济下，公共资源可以确保城市人口的“福利性分配”。
也就是说，当你获得了一个城市的落户资格，在子女教育、粮油票证以及就业分配上，就可以得到保障。如今，票证和就业的福利早已消失，但子女教育仍然存在，甚至由户籍派生的购房购车资格等隐性福利，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有越来越加重的趋向。
世易时移。当下，当人口红利消失，外来人口成为一个城市重要的要素资源、且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时，户籍改革已经无法拖延和回避了。
如果没有外来人口，任何城市都不会有活力，这是一个基本共识。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说，一个人来到一个城市，只要有合法稳定的工作，就已经在为这个城市做贡献，他们是贡献者、而不是占用者。
对城市主政者来说，有限的公共服务供给，决定了必须限制人口进入，至少是减缓人口流入速度；而城市的产业发展和经济活力，又需要包容开放，吸纳更多劳动人口和人才进入。两相矛盾，该如何取舍呢？
所有城市选择，都是审慎而保守的策略，即所谓有序放开，或只向高学历和年轻的人口放开，因为这些人口意味着更大的消费潜力。
这种政策供给，可以概括近几年的所有城市的落户新政，其本质不是改革，而是试探性的放松管制。
显然，这种功利性的户籍改革步伐，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形势，原因是城市之间竞争的存在，如果A城市和B城市有相似的经济结构、相同的地理区位，哪个城市先放弃保守，先降低门槛，就意味着先行一步，赢得活力之源。
经济学家张维迎在近期的一次演讲时说，全世界范围内，凡是接纳外来人口最多、人口构成多元化的城市，就是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也是最具创新能力的城市。从个体的角度来说，一个人在异地他乡，更能激发创造力和创业热情。所以，城市敞开怀抱欢迎外地人，就是为城市赢得新鲜血液，赢得城市未来。
